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中华大地上一个勇敢的思想者——鲁迅先生的心脏猝然停止了跳动。做为前所未有的最高的褒奖，人们在他的棺木上覆盖了一面白布，上面大书三个大字：“民族魂”。
不知道在“五四”之前，我们这个民族的魂是什么。孔子？老庄？抑或释迦摩尼？也就是那位号称“国学大师”的江湖人物在他杜撰的所谓三十三字真经里说的那个“正清和”？
所谓的儒家尚“正”气，这个“正气”如果更准确的解读，其实不如直说是“正统”。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为的就是守这个“正统”，他们至死还是要追随那个暴戾的“纣”，以至于“不食周粟”。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里面完全没有是非判断。孔子竭力推崇这一对是非不辨的哥儿俩，说明儒家其实是无所谓“是非”的，要的只是一个“正统”的礼教排场。天下愚昧的祸根，正是儒家种下的；而所谓老庄尚“清”气，纯属胡侃，实在不通。其实，老庄所谓的“无为”即“有为”，实乃狡辩。“无为”的是“我”，“有为”的则是“非我”，这怎么能随便混为一谈呢？老庄的智慧是非常高妙的，他们把世道人心看得太透了，转而采取了一种逃避的态度。在一个是非丛生的世界里，干脆以无是无非的办法来超越之。庄子用“鲲鹏展翅”的白日梦让心灵在九天翱翔，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人间的苦难。而老子则西出函谷，遁入蛮荒，“无为”到了极致，就上演了一出连精神带肉体的彻底逃亡，他真的“颠儿”了；而所谓佛家尚“和”气，更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佛家念念不忘的是所谓“众色皆空”，他们倒是应该比较地尚“空”气才对。在这里没有俗世的是非曲直，反而是要“放下”之后才入得法门，就算是放下屠刀，也是可以立地成佛的。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头”远远地伸在来世的彼岸，遥不可及。没有了“现世报”倒是可以求得佛门的清静，然而，红尘滚滚中的芸芸众生呢？他们的苦难绝不“空空”，而这些现世的苦难又该由谁来照料？
所谓的“正清和”，基本上歪打正着地涵盖了我们民族传统精神世界的三个最主要的构成部分。稍加梳理我们就能明白：在神神叨叨的“正清和”三气的背后，躲藏着同一个本质：叫做“不争”。用现代的语汇来说，就是“批判精神的彻底缺席”。这种不啻于“精神鸦片”的货色，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喧嚣集市上被翻来覆去地贩卖了几千年，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以“XX心得”的形式花样翻新地继续贩卖着。
一个完全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无法自我反省，也就没有进步的可能。中华民族几千年封建专制的黑暗现实已经为此做了生动的注脚。我相信，我们民族迄今为止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发生在上个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在政治上铲除了中华大地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把中华民族带上民主宪政之路；“五四”运动则为民族发展的求新求变奠定了精神文化基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用毕生的实践，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开辟出了一片社会批判和文化自省的崭新天地。“横眉冷对千夫指”，成为先生批判到底，绝不妥协的高傲而叛逆的人格象征。
随着时代的变迁，鲁迅和他的思想也在经历一个不断被重新认识和解读的过程。先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被“走上神坛”，目前又被要求“走下神坛”。学界也好，大众也好，对鲁迅先生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多元，对先生的诟病也日渐多了起来。我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鲁迅先生的一些主张的确不足为法，甚至应该批判和澄清。例如曾迷信“社会进化论”，缺乏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所遭遇苦难的同情心；还有先生脾气太大，有时候骂起人来不免“泛情绪化”；另外，先生的思想中也非常缺乏欧美那种比较理性的，温和的民主思想内涵，而是从日本、德国、俄国那里贩来了太多激进的货色，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并不是件好事。然而，鲁迅先生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注入了“批判精神”这一剂生命的活水，使得这一个曾腐朽千年的文化获得了自我发展的宝贵动力。这一开创之功，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才是不折不扣的“民族魂”。
鲁迅先生的批判是彻底的，彻底得不给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所谓的“国民性”留一点面子。他把所有那些遮羞布都扒了下来，将那些曾经被视作日常规范和学术准则的东西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所有人都看得面面相觑、无地自容。现在我们说起“解构”和“恶搞”，心里都不免掠过一丝“坏笑”，觉得过瘾。其实，中国“解构”和“恶搞”的祖师爷是鲁迅先生。读读先生的《故事新编》、《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等就会明白，那简直是把传统中国“解构”得一塌糊涂，“恶搞”手法已经炉火纯青。已故当代作家王小波生前写下了一系列灵气四溢的经典著作：《时代三部曲》、《红佛夜奔》等等，都是当今华文世界难得的经典，拜读之余每每令人拍案称快。如果用心去体会王小波，就不难发现在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的鲁迅精神气质。从构思到行文，从措辞到立意，无不看到鲁迅的影子。
意味深长的幽默，机锋无限的反讽，毫不留情的揭露，痛快淋漓的批驳……，构成了鲁迅先生留给后世中国文学的一笔宝贵遗产。也是王小波、王朔们所禀赋的创作灵气的最初源头。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对先生很有些不屑，他完全没有搞明白这种历史的承继关系，事实上，从精神源头来看，鲁迅正是他最正派的祖师爷。鲁迅先生说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而王朔之流正是吸吮了这些乳汁才有所建树的。王朔当然有批判鲁迅的权利，而且他对先生的看法也并非完全不通。但是，说鲁迅先生其实没有什么思想，从而质疑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却是他本人昏聩和无知的一个明证。
当然，王朔本人非常坦率，他自己就把姿态放得很低，坦言自己没有什么思想。如果鲁迅先生只是一味“解构”、“恶搞”、插科打诨，那么，王朔的批评基本上就是中肯的。但是鲁迅先生绝非通常所说的那种“智者”，先生的境界比这个层级要高得多。鲁迅先生并不是仅仅站在一边坏笑着讽刺，他其实反对冷嘲热讽、居心叵测的所谓“含泪的批评家”。先生有非常怪诞的文字，如《故事新编》、《狂人日记》等；也有十分清新可爱的文字，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等；更有沉重而恳切的文字，象《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等等。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如此具有情感张力和现实理性的警句，近百年来一直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成为这个民族从传统中挣扎出来之后，在新文化的艰难旅途上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精神能源。这样的鲁迅，正是象王朔之流的当代文化人所不能企及的。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及王小波，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是一部酣畅淋漓直面现实的著作，作者语言幽默，眼界独到，嬉笑怒骂，言无不尽，道德文章大有鲁迅遗风。历史将证明，王小波在当代文学中的价值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小波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匠，他的创作实践和鲁迅遥相呼应，成为中国新文化传统中的两座一脉相承的高峰。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在郭德纲的德云社里做过职业相声演员的徐德亮曾经这样说：“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前是鲁迅，新中国成立后是王小波。如果只能单选，我只好选择后者。”。此君并不糊涂。
鲁迅先生在谈到青年读书的时候，曾经建议年轻人可以“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先生有着传统教育的坚实底子，也深深体会到传统教育对于青年可能造成的戕害，所以出此猛药，警醒他们免于在故纸堆中去无谓地消耗生命。先生在《十四年的“读经”》中说：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鲁迅先生对传统经典的评价，在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再来看看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分析：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收《华盖集》）。
处在鲁迅先生身后的我们，如果把先生的这些忠告都轻飘飘地理解成偏激之词，那可就真的是懵懂无知了。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专制权力或者将知识沦为统治的奴仆，或者将知识放逐到治化之外，使得知识本身完全丧失了是非判断的功能，从而造就了一个风气恶劣，品行不端的精神文化传统，流弊千载，遗祸无穷。
象晚清的张之洞这种所谓朝廷肱股的传统文人，虽然最终被逼无奈，懂得了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然而却依然抱残守缺，倡导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标准和统治原则，虽然不得不向独立的知识体系让步，但仍然要把持着意识形态的最终裁判权。对于一个纯粹的旧式知识分子而言，张之洞或许是尽了最大努力守住自己的“本分”，但是对家国民族却没有任何好处，最终无法使那个风雨飘摇的朝廷，摆脱被唾弃和消灭的命运。我想，面对着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和人类发展大势，我们只有拿起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的“批判理性”的武器不断反省自我，勇于担当，我们的文明昌盛和民族进步才是可以期望的。
鲁迅先生过世已经七十多年了。短短几十年以后，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经”越见其多，而先生的文章越见其少。传统文化正走着一条“复兴”之路，而鲁迅则离我们渐行渐远。这样的景象，如果先生地下有知，不知道会做何感想。想必会做一篇阴气十足的鬼文章痛加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他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借用先生的句式，我们也是“不惮以最快的速度来忘却鲁迅”。
的确，鲁迅当然应该“走下神坛”，他本来也不是一尊神。现在很多人在谈及某某人“走下神坛”的时候，总是喜欢强调此人是如何热爱生活，如何天真烂漫，小时候如何淘气，年轻时如何沉迷爱情，等等。这其实不是“走下神坛”，反而是又被贴了一层金，垒了一个更具“亲切”感的更高的神坛。这样的“走下神坛”，是对这个词语的滥用。而“走下神坛”的本意，是要明确指出这个曾经被当作神的人曾犯下了哪些不容粉饰的错误。鲁迅先生被“推上神坛”本来就不是自己愿意的，他实际上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鲁迅先生的诸多问题和局限性。时下，教育当局就中学语文教材问题指出：鲁迅的白话文比较晦涩，不适合孩子们阅读。这种诟病其实也并非完全在狡辩，先生的文字，现在读起来的确不象当今某些自领“大师”称号的写手那样乖巧和顺畅，先生并不善于给人挠痒痒，而是直接对着读者的痛处戳过去。
其实，按鲁迅先生的脾气，他根本不需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很晦涩，相反倒是怎么痛快淋漓怎么来。只不过，在先生用白话文写作的时候，白话文的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先生正是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后世的各路“大师”们制定了白话写作的标准。对于中学生而言，相比之下，鲁迅先生那种最初的白话形式反而是非常珍贵的，搞清楚了一种语言的发展历程，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其实，论起来，鲁迅先生才是现代中文发展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学习中国现代语言从阅读鲁迅入手，才真正是找对了门径。而其他的各路“大师”，“圣手”，大多不过是些旁门左道，十有八九会把孩子们教坏了。
鲁迅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后来者都能健康成长，跳出他曾经对“国民性”所做过的那些恶毒的诅咒，开创出民族和社会的美好未来。然而，鲁迅究竟并没有“速朽”。时至今日，每当社会和自身丑陋的一面跑出来作祟的时候，在我们良知的深处，就能清晰听见他在几十年前的那些呐喊和诅咒，似乎先生仍然在对我们耳提面命，教我们怎样做人。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庆幸我们曾经有过鲁迅，有过这样一位严厉的师长和精神导师。鲁迅自己所希望的那种“速朽”没有成为现实，并不是他的错，而是我们的错，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们太不长记性，太没有长进了。
无论如何，时代和社会总是在发展和进步着，就象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未来将会呈现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谁都难以真正看得清楚。鲁迅的批判也许并不能长久，甚至在当时就有很多误解和错误。但是批判的鲁迅却是无法消解、难以跨越的。也是先生留给现代和未来中国的一笔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世代承袭。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先生的批判理性是我们民族新文化中一个难以忽略，无法回避，不可跨越的精神高地。“批判的鲁迅”，永远是引导我们去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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