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收起那付“精英”嘴脸

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的文艺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土”路子。因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工农兵的欣赏取向基本上是“土”而“俗”的。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文艺家及其作品，几乎都乐意或不自觉地渲染一种浓厚的“乡土气息”。在高举的反“布尔乔亚”旗帜下，新文艺运动裹挟着浓浓的乡风土韵，操着各式的方言俚语，张扬着朴素而原始的情绪和冲动，对经典的精致艺术情调进行了一次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清算。

这场文艺革命在内容上把“帝王将相”一直到“小资情调”等精英意识彻底逐出了文艺家的艺术视野，驱使文艺家直面下层，反映和歌颂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情感。在形式上，这场运动以口号式的直抒胸臆和图解式的主题先行为特征，在战争年代和后来的“继续革命”的年代里，文艺被明确的界定为“宣传”，文艺家群体则成为“革命”大背景下的一只鼓号队。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文艺工作者”是摆脱了精英意识的一群，他们一般乐于把自己比做一个战士，把自己的艺术技能比做枪，把自己的艺术实践比做战斗。

诗人郭小川在诗作《团泊洼的秋天》中以排比的句式，一口气用了一串“战士”来抒发自己当时的心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那一代人的“战士”人格：

……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期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

从这些带着几分愤懑但仍然坚定的诗句中，我们找不到“精英意识”的影子。他们是在战斗和改造，从来没有想过做精英式的思考和指引。

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们的文艺思潮和艺术实践随着社会意识的转型而经历了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涌动，文艺思潮也经历了一次反思和传统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把艺术实践引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精英意识的回归；另一个方向是大众文艺的日益娱乐化。

音乐领域的变迁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一方面，以交响乐和歌剧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冲破往日的禁忌，走上了昔日被各种各样的“宣传队”占领的舞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构了新的“精英音乐”文化。那时候，广播电台里经常传来冗长乏味的西方交响乐曲目和解禁后的所谓“17年文艺黑线”的作品（象《梁祝》、《二泉映月》等）。这些作品代替了原来由《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占领的正统音乐席位，成为音乐艺术的正宗。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开放而来的以港台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涌进大陆。成为街头巷尾小青年们热衷的时尚趣味。邓丽君小姐那娇美的嗓音和同样娇美的身姿比任何宣传都更加强势地入侵了大陆，一夜之间，《玫瑰玫瑰我爱你》、《千言万语》等这些传达如此通俗情感的歌曲就风靡了整个大陆。成为被精英们所诟病的“靡靡之音”。

关于“古典严肃音乐”和“港台流行音乐”的冲突引发了第一次精英和大众的对立。刚刚自觉起来的“精英们”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居高临下地批判流行音乐，以今天的词汇来表达，主要是指控流行音乐“低俗”，资产阶级情调。而“靡靡之音”这个词成为这场批判运动的典型用语。

在当时的环境，所有的官方媒体（其实应该更准确地叫“喉舌”）几乎都一边倒地高唱着这种论调，意在教育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抵制“港台风”，接纳高雅的“严肃音乐”。与此相反的言论很少，几乎为零。记忆里有一篇反击的文章，中心意思是：“流行音乐是在广大无产阶级大众中流传的音乐，而那些‘高雅音乐’大都出自宫廷和教廷，反而是为资产阶级或封建皇权服务的。因此对‘流行音乐’的批判是很有问题的”。这种分析方法在今天看来很不同寻常，但它的反精英立场却和今天的“草根精神”相契合，甚至是先驱。

历史地看，这一场精英和大众对立的结果不言而喻。最终是大众的欣赏趣味大获全胜，以至于已故的邓丽君小姐已经被我们彻底地接纳，如果她没有被招安成为“精英”的话，至少也被“精英们”充分肯定了。

同样的，象“牛仔裤”、“交谊舞”、“迪斯科”、“摇滚乐”等等这些出自大众的被叫作“波普（ｐｏｐ）”文化的东西，都高举着胜利的旗帜，铺天盖地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昔日神秘的“艺术殿堂”。而“精英”们则一直处于一种守势。当然，这和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分不开的，在“精英”们手中的最重要的武器是“传统”，也叫“经典”，而“传统”和“经典”意味着保守。它们远远地站在历史的彼岸，象一座座古老的雕塑，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和形态。和鲜活的现实相比，它们显得过分矜持和苍白，很容易因为僵化和陈腐而被反感或敬而远之。

然而，“大众文化”的这种胜利，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的失败。“精英”们并没有低下他们那高贵的头颅，他们从来都是以“教化”社会为己任的，这种专属于“精英”们的责任更使他们滋生了一种十分冒傻气的远古“桂冠诗人”的心态，那种在内心里希望整个世俗社会在他们的智慧面前顶礼膜拜、旨酒相迎的“精英脾气”，在现代社会里，显得太过可笑，太过顾影自怜。然而，正是这种“精英脾气”，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精英化”自我的心理动机。

其实，无论“大众文化”们如何被指责为“反传统”，也无论“精英文化”们如何的标榜自己传承者的正宗地位。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的核心是，我们到底创造了多少成果？这些成果的分量如何？

自“五.四”伊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直到“文革”，客观的说，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破坏多于创造，事实上，当破坏的程度日益加剧的同时，创造的程度也日益减弱。我们砸烂了大量的“传统”和“经典”，却没有创造多少出真正有分量的新经典。数得着的成就很有限，探索的成分居多，难以形成一种新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精英们手里其实没有多少“现货”，只能重新去翻检从前被当垃圾扔掉的那些老底子。近些年火爆一时的余秋雨就是一个例子。余氏骨子里透着的那股强烈的“精英意识”使他急不可耐地自创一种叫做“文化散文”的形式来当众表白，象《苏东坡突围》这样的文章更是强烈地暗示着那种“桂冠诗人”心态，文章中那种刻意的“惺惺相惜”的笔触令人忍俊不尽。苏东坡当然是一代大“精英”，可苏东坡并不“教化”大众，并没有那么多“精英嘴脸”，留给我们的是傲视千古的道德文章，清辞丽句，而不是什么装点门面的“文化散文”，余氏那种私底下的攀附心理实在是自不量力。尽管如此，余氏有一点是相当清醒的，那就是他非常清楚，应该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他的传承。

而作为电视“名嘴”的另一位“精英”崔永元则更加勇敢，硬着头皮要在现代中去找“经典”。在我看来，崔永元的《电影传奇》是一个很不着四六的系列片，本来以为就是说说现代中国电影的故事，但慢慢的越觉得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就是想把节目中的那些影片打扮成“经典”作品。不错，小崔是挺能幽默两下的，有时候甚至有很高的技巧，可以看出他的机智。然而，当他企图要板起面孔正经说事的时候，却往往变得非常乏味，以至于“不解风情”。这里不提那场因《手机》惹起的风波，以及他掀起这场风波时的那种令人失望的“怒形于色”。单就他炮制的这个《电影传奇》而论，崔永元真的是太“乏”了，我有时候挺纳闷，难道他真的觉得那些电影是“经典”？

当前，关于湖南卫视的一档《超级女声》节目，更凸显了“精英”与“大众”的这种冲突，感谢互联网，使我等大众有了和“精英”们“冲突”的机会，否则我们就只有被“教化”的份儿了。按照当下时髦的说法，大众总算掌握了一点“话语权”。按“精英们”的看法，《超级女声》是“恶俗”的，崔永元更是以扭捏作态的“精英”语气从更高的角度指出了这种“恶俗”的原因，按他语惊四座的宏论，就是：“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按他的解释，实际上是说“片面追求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且不说这种抛出观点的手段本身就有赚取“收视率”的“炒作”之嫌，也不必说这位本身就是靠“收视率”起家的“崔精英”，到了这时候又来说这种话，未免很不“厚道”。单就他对“收视率”缺乏起码的尊重这一点而言，可以看出他已经很彻底地自我“精英化”了。

“收视率”是什么？是民意。我想，“崔精英”肯定不是想说“民意是万恶之源”，但他肯定是想说，“民意是不能被放任的，是应该被引导的”，容我更进一步地引申一下，“民意是需要被央视（肯定还包括《电影传奇》在内）教化的”。

这就是当今这帮“精英”们的嘴脸，就算背后没有什么商业动机，就算真的是抱有一种“教化”大众的真诚，但他们骨子里透着的那种“霸道”仍然令人厌恶。何况电视本来就是“大众传媒”，那些靠玩电视起家的人们却非要把自己打扮成“精英”，要么板起面孔“教化”我们大众，要么故作悲天悯人状，哀其不幸，这也无乃太顾影自怜了些吧。相比之下，我倒更喜欢郭小川、艾青们的那种战士人格，在他们心目中，大众是艺术的源泉和目的，而不是一种被利用的手段。

多少“经典”，多少“传统”，多少“精英”，都无不源于通俗的民间，象《聊斋志异》、《红楼梦》这些经典，无不得益于在大众中的代代相传，象蒲松龄、曹雪芹这样被当今奉为精英的人物，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社会“精英”。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太多了，不用再费口舌，我想我们这些“精英”们在还没想到要做“精英”之前，比谁都更清楚明白这个道理。一旦他们冒出了做“精英”的这种冲动，或者自以为自己已然是“精英”了，他们的心智也就昏乱了，开始自以为是地“教化”起大众来。我想，真正靠板起面孔教化众生而成精英的，也只不过以孔夫子为代表的诸子而已。我们当今的各路“精英”们，又何必如此矫情呢？

其实，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是，我们的“精英文化”在传承上面临着一种茫然。一眼望去我们的来路上尽管熙熙攘攘但却实在是乏善可陈。现代文化的虚无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我们砸烂得太多，却没有什么足以替代的创造。这种虚无不但影响了一代立志想要做“精英”的人们，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大众，使我们这一代成为没有“教养”的一代。当我们在痛斥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时代的同时也该清楚，我们的精神和灵魂之旅，曾经跋涉过一段蛮荒。

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伴随着毛时代的结束，我们社会启动了一轮全方位的复兴、重构和精神文化领域新的现代启蒙进程。正如上文所说，“精英意识”的回归和膨胀，正是这个进程中的事件之一。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需要“精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无疑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然而，“精英”必须懂得，他们对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决不是靠“教化”大众产生的，只能靠自己实实在在的工作和创造。所有的浮躁和矫情，所有的怨天尤人和故作正经都是无济于事的。更不要奢求大众顶礼膜拜，奉上桂冠。

尤其是当今的现实，“精英”们任重而道远，面对过去，需要他们去跨越一段几近一个世纪的鸿沟，从久已陌生的传统那里承接民族的精神血脉；面对四周，需要他们去消化扑面而来的四面来风，把握世界的脉搏；面对未来，需要他们去开创一代崭新的文化传承。面对这些，只能勤奋地思考、踏实地工作、实在地创造，总之，需要的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离开了这些，仗着一个“感觉良好”，凭什么“教化”大众？难道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不成？

如果真想做“精英”，请保持一颗立志做“精英”的心，而收起那付“精英”的嘴脸。这样更有可能被大众认可为“精英”。如果只是想靠“精英”的嘴脸赚一些喝彩和金钱，那就真的是“恶俗”无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