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红楼梦》的体裁：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这部书和主要盛行于明清时期的大量评话小说有很多不同。象《三国》、《水浒》、《西游记》，以及“三言两拍”等等，这些书其实都是所谓“话本”，是供说书人在各种场合说书使用的蓝本。所以，这些书都强调“志异”和“搜奇”，往往添油加醋，把本来寻常的事情也发挥成“怪力乱神”，以迎合各路听书客的好奇心。这种“传奇话本”的特点之一是世俗化，可以在茶馆酒肆，甚至街头庙会上讲说，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引车卖浆之流，都是听书人，不世俗化人家就听不明白，也就不要听了。就算是《金瓶梅》这样的纯市井小说也不例外，《金瓶梅》的传奇内容不在乎“千军万马”、“杀人如麻”和“斩妖除魔”这种刺激，而是把一向讳莫如深的两性关系细细道来，迎合听众的好奇心。这些传奇故事，应该都是从街头走向书斋，由俗而雅，最终形成今天的叙事文学。这也符合文化传统形成的基本趋势。
而《红楼梦》不一样，这本神秘的《石头记》一开始就是一种“文人小说”。作者根本从来就没有想到要让“广大劳动人民”来读它，也没打算要让它流入到茶馆酒肆里，成为说书人的材料。作者自话：此书大旨不过谈情。就算我们老老实实，信了作者的意思，把它当作“言情”小说。如此洋洋洒洒一部巨著，专心“言情”（注意：不是儿女婚嫁，不是男女色情，而是儿女情思），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趣味和鹤立鸡群的思维。人家不渲染“过五关，斩六将”的红脸关二爷，不关心杀人如麻的梁山好汉，不描写赤裸裸的色情噱头，更不屑“才子佳人”式的老套故事。只是把些闺阁闲情、逸致诗词、家庭琐事娓娓道来。“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撒闲抛却为谁？”，如此精致的儿女情思，让一部《红楼》描述得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更不用说作者透过这些唯美的儿女情思和寻常的家庭琐事，展现给读者的那种对时代生活的生动叙写和对无常人生的永恒悲悯。这种从容铺陈、引而不发的高级叙事艺术，在今天来看也是一座高峰，更何况在《红楼梦》成书的当时。
当然，从大结构上看，《红楼梦》仍然是一部“传奇”。整部书假托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因无才补天，而被带入红尘中体味了一番“风月繁华”，最后“石归山下无灵气”，故事了结。而书中一干风流冤孽的命运和结局，在“太虚幻境”中都早有安排，在读者眼里，就像一部在冥冥中早已注定的戏曲，按部就班地演绎铺陈，相互印证。就手法而言，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与普通的“传奇”故事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当时的一种写作习惯而已。据张爱玲对《石头记》早期的版本变更痕迹的考证，《红楼梦》在成书的晚期，才加上了有关太虚幻境和贾雨村、甄士隐这些情节和人物，大致是从作者早期的另一本名为《风月宝鉴》的书里借过来的。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的话，《红楼梦》本应该是一部非常接近于现代小说的叙事作品，从该书的文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手法是非常现代化，非常高级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匠。
人类的叙事文学是从“韵文”开始的（大概这和早期人类在劳作之中的“号子”和劳作之余的“慨叹”有关）。这个过程发展到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木兰辞》等等，形成了以韵文为主的叙事文学传统。今天，现代文学里的诗歌这种韵文体裁主要是用来抒情言志。而在当初，韵文的应用范围却涵盖所有领域，象《荷马史诗》、《格萨尔王》等，用来记载历史，象《木兰辞》等等用来记述事迹，后来发展成“歌行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用来长篇叙事的主要工具，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就是这种“韵文体叙事文学”的一个高峰。《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姽婳辞》就是这种体裁，用来记述和歌颂姽婳（鬼话）将军林四娘的事迹。有人考证出这首诗暗指林黛玉后来嫁给了北静王，并在贾家出事后施以援手，这是题外话了。
韵文的好处是容易歌咏和背诵。在纸张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诉诸文字是比较麻烦和昂贵的。这造成了古人记述事情的时候往往语焉不详、惜墨如金，类似于今天发电报一样。考虑到成本，能省就省了。所以，韵文的蓬勃发展也自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韵文的缺点是太过拘泥，无法随心所欲的对事物做细致入微的刻画。所以，最后通过“戏剧”剧本和坊间故事这一过程，最终发展成小说这种表现力强大的叙事形式。“小说”的内容从《三国》、《水浒》的“历史传奇”，《西游》、《聊斋》的“搜神志怪”，发展到“三言两拍”的间杂“本朝”故事。到了《红楼梦》，虽然“不干朝政”、“只谈风月”，但却明明就是直写时事，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小说到了这里，已经不是单纯讲故事说奇闻了，而是一种因情而做，有感而发，“借他人事迹，浇自己胸中块垒”的“自觉创作”。这种发展历程正如人类从幼儿到成年的成长历程一样。忽一日，“邻家有女初长成”，出落得仪态万方，魅力四射。其神韵和地步已经和当初不可同日而语。
《红楼梦》的主题是一种关乎人生命运的“庄严”主题，是一种对生命本体的严肃思考。这和《三国》的“王道”，《水浒》的“霸道”，《西游》的“佛道”都决然不同，《红楼》里看见的是“人道”。而“人道”，是近现代西方文学艺术传统的关注重心，同时，在中国却是被长期漠视的主题。《红楼梦》的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天边，焕发出一抹具有近现代启蒙色彩的灿烂霞光。象初春的一声竹笛，悠扬婉转，歌颂并且呼唤着人性的复苏。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手法是如此的先进，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中国古典哲人有句逻辑学名言，所谓“白马非马”。其实，我们传统里的“人”也一样，所有人都“非人”，只不过是“君臣父子”而已。强调的是社会等级属性。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者，就是要灭那个在纯粹的人道观念中，饱含着七情六欲的“人”。而《红楼梦》里男女主人公却个个性格鲜明，趣味独特，绝不与世俗同流。宝玉的“情不情”，真个是大爱无疆，施及花草；黛玉的“笃情”，执着而优美，“葬花”一段，能不动人心扉？他们只要活得情真意切、清白唯美，什么仕途经济、礼教束缚，也顾不得了。人性是不会湮灭的，它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天理当存，但人性却无从毁灭。道学先生们也许自己感觉不到自己身上发出的酸腐恶臭，他们对人性的鲜活视而不见或者以洪水猛兽视之。这不仅是酸腐，而且是蠢笨。蠢人一多，这个世界的勃勃生机就被掩盖了，剩下死水一潭。但是宝黛却感受到了人性中真情的召唤，而且听从了这召唤，所以宝玉也就变得疯傻癫狂，黛玉也就难免自怨自艾，皆因为不合时宜。而且，他们最终的结局也就逃不过夭折或出走。
红楼一梦，到了梦醒时分，读者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大观园”应该仍在，园子里依然花谢花发，海棠依旧，但却人去楼空，萧瑟满园。《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是一种高级的美学主张，让这个民族第一次在掩卷之余，流着心酸的泪水严肃地思考人生。这正是这部不朽巨著的伟大之所在。
《红楼梦》的不朽，与它的叙事手法关系甚大。与传统的讲述传奇故事大不一样，《红楼》作者是个写实大师，绝不会为了“浇自己胸中块垒”而穿凿附会，这也是作者在书的开头开宗明义申明的写作原则。虽然大书特书宝玉的“不肖种种”，但字里行间却读得出作者对这位公子哥儿各种“疯癫”症状的激赏；作者从不为黛玉藏拙，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她的各种“小性儿”和尖酸刻薄，但最终还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尊性格孤傲、才情卓越的美丽花神。对于宝钗之流，虽然作者毫不吝惜正面的溢美之词，利用各种场合对她大捧特捧，但是读来却终觉讽刺。这种叙事手段是何等的高超！今天的作家们未必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此外，书中到处可见的纪实性描写更是精彩非常：“宁府举丧”——描画了当时富贵人家的偌大场面，凤姐协理宁国府，既写了凤姐杀伐决断的管理才能，又渲染出贾府里的大排场和大讲究，可以当作当时贵族家庭经营“婚丧嫁娶”的“白皮书”来读；“元妃省亲”——活画出当年的皇家礼数和堂堂威仪，让我等孤陋寡闻之辈，对当年极尽豪奢的康熙南巡恍如身临其境，只有啧啧称羡的份儿。辉煌的荣耀难掩由衷的悲伤，成就了一个关于“孝治天下”的活生生的范本；“除夕祭祖”——借写贾府封地那边浩浩荡荡的车队，辗转月余，长途跋涉，来京城缴纳年租，单子里桩桩件件、数目多少，交待得清楚明白。使我们得以如此真切得感受到封建领主的生活形态和当时社会的经济运转；通过听王熙凤口里的几次算账，我们清楚了这个大家族内部的经济运行模式，当伶俐的凤姐把一本大账算到捉襟见肘的时候，看书的人也不禁跟着由衷叹息，一起为他们的将来担忧。如此等等，作者写实功夫实在了得。
在书中，作者的白描文字也频出传神之笔：“宝玉挨打”一节，种种不肖行为一时全部集中暴露。堂上有登门告状的，堂下有趁火打劫的，有封锁消息的……。慌忙求救之际偏又碰见一个耳朵不好使的聋子老妈妈，有理说不清。一时间，各种矛盾冲突骤然集中，各色人等纷纷行动。有声有色，惟妙惟肖令人叫绝；“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一回，素日里脾气火爆的俏丽丫鬟原来是个行家里手，巧妙设计出这件罕见的俄罗斯纺织品的织补之法，顾不得卧病在床，硬撑着为宝玉解围。在一边有劲使不上的宝玉对抱病的晴雯心疼不已，一会儿给她端茶一会儿要她歇歇一会儿又为她披衣一会儿又找个靠垫让她靠着……，明知是瞎忙活但也一刻不停，用晴雯的话说：在一边“蝎蝎螫螫”的没完。这段描写，温情脉脉，细致入微，人物都象要从纸上站起来一样，鲜活无比。关于《红楼梦》的白描，有一段经典：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跟着贾母在大观园中宴乐，凤姐和鸳鸯商量着要出刘姥姥的洋相来给大家取乐。有一段传神文字：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这个写法，就是现代电影的分镜头剧本。估计电视剧《红楼梦》拍到这段的时候，再不用写分镜头剧本了，现成的就可以用。但是，文字的魅力在这里却是无论什么镜头都难以取代的。
这样的例子，书中举不胜举。《红楼梦》里有严肃的写实，在节骨眼儿上一丝不乱。同时，书里的人物千人千面，各有性情，加上作者饱蘸浓墨，华丽铺陈，细致描绘，渲染烘托，无不传神。既有百科全书式的严肃和广博，又有抒情诗一样的优美和缠绵。不时穿插点强烈的戏曲效果，又冷不防亮出一个精彩的幽默小段。真个是千回百转，游刃有余。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作者用他严肃深刻的思考和冰雪聪明的笔法在书页间纵横恣肆。为我们还原出冷峻的时代面目，铸造出不屈的人性丰碑。《红楼梦》做到了，几近完美。
二、关于《红楼梦》的作者：
如此煌煌巨著，到底是谁的手笔呢？这个问题，自《红楼梦》成书以来，两百多年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没有定论。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象《红楼梦》这种体裁的文字，在当时是一种并不起眼的文字。既不是高雅的古风“歌行”，也不是世所痴迷的戏曲剧本。只不过属评话小说之类末流文字。其作者究竟属谁？大家并不关心。再加上作者自身的原因，故意遮掩逶迤，生怕沾染了“文字狱”，引火上身。就更使得我们今天对“作者谁属”的探究迷雾重重，真伪莫辨。
《红楼梦》的最终风靡传世，归功于其自身的文字魅力。到了后来，清代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争相抄阅，成为一时之盛。曾有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据后来的刻印者陈伟元所述：《红楼梦》的手抄本曾有“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见其商业价值也一路飙升。《红楼梦》在当时的情况已经相当“走红”。正如红学家周汝昌最近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叫做：红楼夺目红。
各色人等都在争相阅读《红楼梦》这部奇书。鲁迅先生说话，叫做：“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时间，索隐的，批注的，评论的，续书的……，浩浩荡荡，不一而足。然而，最终仍然没有真正搞清楚作者到底是谁。因为乾隆皇帝曾说《红楼梦》是写“明珠家事”，所以有人判定作者是明珠的儿子；有人说《红楼梦》是写清世祖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更有人说作者是风流才子纪晓岚；还有人说作者其实就是传奇作家洪升……。直到20实际初，胡适创立以考据为手段的“新红学”，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
上世纪1921年，胡适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红楼梦》作序，炮制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红楼梦考证》。这篇考证给出了几个重要结论。大致归结为：
一、《红楼梦》的作者就是书中留有大名的曹雪芹。
二、《红楼梦》是写的曹家事，是曹雪芹在家道衰落之后，于贫困交加中写就的自叙传。
三、《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高鹗写的续书，非曹雪芹原笔。
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为此找了大量的史料证据，这些史料和书中的文本相互佐证，使上述结论稳稳站住了脚跟，几成定论。此后，胡适又购得一本据称是“海内最早的《红楼梦》抄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通过研究书中朱笔抄写的脂砚斋批语，又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进一步印证他在《红楼梦考证》中的观点。
《红楼梦考证》中，胡适根据袁枚《随园诗话》中的一段记述：“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袁枚是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和《红楼梦》成书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就时间而言，这段记述应该不会错。胡适据此断定《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然后进一步考证出曹雪芹其实并非曹寅（曹楝亭）之子，而是他的孙子。在接下来的考证中，胡适抬出了曹家的一堆史料，通过考查曹家的家世和事迹，结合红楼梦的文本。两相参照，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结论。与此相关，胡适进而找到了当年与曹雪芹交游密切的宗室子弟敦诚、敦敏兄弟之一的敦诚的诗集，里面有些诗是写曹雪芹或与他有关的。象《寄怀曹雪芹》一首，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扬州旧梦久已觉”，下面更是注释道：“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就从史料的角度印证了袁枚所言基本可信。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他着力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术作风的一个标准范本。秉大师风范，举开创之功。胡适的“新红学”历经百年，发展到今天，已经与“甲骨文破译”和“敦煌研究”一起，成为当今学术中的三大“显学”。
然而，“新红学”在曹雪芹的问题上，一直存着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是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胡适根据后来购得的《甲戌本》一条脂砚斋的批语，说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再根据另一位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的记述，说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胡适据此推断曹雪芹死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四十七八岁，这样，做个简单的算术，胡适推定曹雪芹应该在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或稍后出生。如果这个推定成立，则曹雪芹在曹家的“江宁织造”任上一直长到十三四岁，和书中贾宝玉的年龄相当，也过着同样锦衣玉食的生活。直到雪芹十三四岁时，曹家世袭职位的江宁织造府因连年亏空府银，无法弥补，被登基不久的乾隆皇帝撤职抄家，曹家举家迁回北京，生活突然变得贫困不堪，人生中的这种巨变使才情非凡的曹雪芹提起笔写成今天的旷世巨著《红楼梦》。因此，胡适说《红楼梦》乃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自然主义的杰作。
果然如此的话，几乎就把《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的所有疑问都解决了。“新红学”的头上将会是一片晴朗的天空。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圆满。在胡适发表他的名作《红楼梦考证》二十多年之后，到了1947年，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上找到一本叫做《懋斋诗抄》的抄本。这本书是胡适提到的曹雪芹的朋友敦敏的诗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到并引用了其兄敦诚诗集《四松堂集》里的三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从那时起，胡适寻找这本敦敏的《懋斋诗抄》二十余年，终未找到。然而，这本极不起眼的手抄小册子，就这样被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周汝昌在大学图书馆里，轻轻地翻了出来。
《懋斋诗抄》里足足有六首关于曹雪芹的诗，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悼念曹雪芹的挽诗。在挽诗中，有说曹雪芹是“四十年华付杳冥”的句子。周汝昌据此撰文，指曹雪芹的卒年不是胡适说的四十七八，而是刚好四十整。这还不算，《懋斋诗抄》中，有一首编年为“癸未”(壬午后一年)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内容是邀请雪芹在这一年的“上巳前三日”即农历三月初一这一天，去他的懋斋小园赏花饮酒。脂砚斋不是说“壬午除夕，芹因泪尽而逝”吗？怎么敦敏在次年三月还在找他吃酒？所以，周汝昌认为胡适又错了，误信了脂砚斋的忘言。曹雪芹应该死于壬午次年的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以此倒推四十年，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应该生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
本来，如果仅仅局限于讨论曹雪芹这个人的话，让他早生数年抑或晚生数年，都好商量。能够把一个百年前就淹没无闻的人的情况考证出这样的结果，生死年代精确到几年的时间范围之内，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雪芹早生数年与晚生数年，对于《红楼梦》来说，却事关重大，不能不搞清楚。如果相信胡适的结论，一切自不必说，情况都很对隼，几乎算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如果相信周汝昌的结论，情况就是：当曹家被抄的时候，曹雪芹也就三四岁左右的光景，还没有完全省事，什么繁华旧梦都记不得，那《红楼梦》里的一切纪实之笔，来源就相当可疑。周汝昌无论怎样嘲笑胡适硬要让曹雪芹去“赶繁华”，都无济于事。就算肖洛霍夫在20岁能写出《静静的顿河》，而一个对旧日的繁华几乎没有记忆的曹雪芹，在四十岁之前能写出一部《红楼梦》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我想，周汝昌本人在私下恐怕也是不信的吧。
这个僵局成了“新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百年死结。对峙的双方各有实据，谁也驳不倒谁。结果是各自寻找说辞来自圆其说。象周汝昌为了弥补，说曹家举家迁回北京之后，仍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曾经有过一段“小中兴”。他的意思自然还是要让曹雪芹去“赶繁华”。然而惜乎证据仍然不足，不能定论。
在这样的局面下，关于《红楼梦》作者的争论就从来没有止息，新说不断。在曹家的范围内，就有作者是曹寅的所谓“曹寅说”，还有“曹頫说”和“曹颙说”，还有“曹天佑说”，从曹寅开始，以及他所有的子侄辈以及孙子辈诸公都被挨个找遍。其中，陈林通过对《红楼梦》“时间密码”的破译，提出作者是曹頫（按：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陈林还一并认为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作者都是曹頫，高鹗续书之说子虚乌有。如果此说成立，对“新红学”而言，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另外，网人梦不觉先生更是按照胡适先生的遗训：大胆假设。推出“曹颙说”，很值得玩味。按：曹颙是曹寅的长子，曹寅死后他袭任江宁织造之职，根据现有资料，曹颙在任上不两年就死了，康熙对曹家分外呵护，在曹颙死后又把他的叔伯兄弟曹頫过继过来，继续世袭江宁织造。曹家被抄家的时候，就是在曹頫任上。按照梦不觉先生的设想，曹颙其实并没有死，他就象贾宝玉一样厌倦了仕途经济，更何况曹家江宁织造府的经济窟窿越来越大，曹颙从小纨绔不羁，深感不堪重任，自感“无才补天”，所以就“悬崖撒手”，诈死出家了。出家后曹颙隐姓埋名，到晚年专心记述，用亲身经历写下了《红楼梦》一书。
如果梦不觉先生的大胆假设成立的话。结果也是相当有意思的：用曹颙对宝玉，曹寅对贾政，曹頫就是“庶出”的贾环（代指“过继”关系）。如此对照起来，现实中的曹家上下与书中的贾家上下居然是如此的严丝合缝，令人关注。例如：元春是贾政之长女，成了王妃（实际不是“皇妃”），而曹寅的长女正好是嫁给平郡王做了纳尔苏王妃；曹寅的母亲孙氏曾做过康熙的保姆，皇帝都要叫妈妈，而贾政的母亲老祖宗贾母就敢威胁王太医：如果治不好“就命人去揭你们太医院的瓦”。看来，不要怪作者突兀，要是没有这个身份，还真不敢说这个话。如此等等，还有很多。“曹颙说”迈过了曹雪芹年龄上的问题，而且加上其个人的才情（康熙曾说他能文能武）和经历，与贾宝玉相比，大有神似之处。而且，这个假说自身的传奇色彩也多多少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作者在书中总是要“将真事隐去，以假语衬言”，应该是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必须隐瞒，这就是指曹颙的诈死欺君。这才是那个死也不敢说的天大秘密。
难道曹雪芹真的只是个高级编辑？《红楼》作者另有其人？当然，要想迈过或者重新解释胡适给出的诸多证据，另起“红学”的炉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梦不觉先生不管多么的思维活跃、立论惊险，但却拿不到证据。很可能他是对的，但没有证据的支持，无法被人接受。很多淹没的历史事实，都只能是这个结果，更何况于本来就扑朔迷离的《红楼》疑案了。
除此之外，关于《红楼梦》作者的千奇百怪的猜想比比皆是。在曹家之外，就有“洪升说”，明末遗民“朱元育说”，也是明末遗民“吴梅村说”。等等，等等。主张作者来自明末的，依然是鲁迅先生话里的“排满”派，主张作者是著名传奇作家洪升的，自然是精英派。都有“浇自己块垒”之嫌。关键是他们仅仅从解读文本密码出发，调动想像，执着猜谜，不顾史料证据的互证。终究难以服人。
看来，《红楼》疑案，到现在为止，仍然难以有实质性进展，大家都在等待进一步的历史证据出现。文艺评论家朱大可先生说“‘红学’进入了学术冬眠期”。无论这话听上去有多么刺耳，但也的确是个客观现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思，具有如此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产生了《红楼梦》这种世界级的伟大巨著，但却一直搞不清作者到底是谁，对我们这个非常自负的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相当令人尴尬的局面，也是一个伤心的讽刺。我们应该反思造成这种状况的文化和思想根源。
最后，说点题外话。87版电视剧《红楼梦》是一部精品，从导演到演员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借贾政的口气说：“还不算十分的辱没了‘原著’”。这部电视剧收到的最大效果，是把《红楼梦》里的各种人物形象具体化，固定到千万观众的视觉印象中。但是，这部电视剧采用“新红学”从脂批那里拾来的只言片语作为线索，生造了一个“脂砚斋式”的结局。其实，说白了就是红学研究所炮制出来的结局。这相当令人反感。“新红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很多结论都不成熟。用这些学术成果来生硬地进行大众灌输，很欠妥当。“新红学”要强调自己的存在价值，不在这种动作上头。重要的是要牢记祖师爷胡适先生的谆谆教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再加上一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耐住寂寞，踏踏实实用功。只有这样，或许才能看到“红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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