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代性”，是一个比较令人疑惑的概念，对中国人而言，这个词和“西化”几乎可以等量齐观。然而，“西化”其实也是一个令人恍惚的概念，“西方”这个东东是如此的宏观，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同一体，那么“西化”是怎么可能的呢？这令我想起时装店的那些导购MM，她们嘴边常常挂着一个口头禅，喜欢夸那些试装的客人“洋气”。我猜“洋气”这个词是清代末叶以来，在越来越强劲的西风东渐过程中，人们对扑面而来的西洋文化事物的一个笼统的总形容。至于到底指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顺着这个讨论的路子回溯回去，到底什么是“西化”，什么是“现代性”，并非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不言自明。
譬如，当前很受追捧的所谓“贵族式教育”，搞一个按自己的想象加上道听途说的“贵族生活方式”，对孩子们从小施以类似“骑术”、“高尔夫球”、“名牌崇拜”等等所谓“贵族化训练”。这个看上去简直时髦得要死，现代化得不得了，但骨子里却是一种真正反现代的教育方式。因为这种教育方式的思想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强调这种不平等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动。更何况，旧时西方贵族的精神实质其实是：责任、道义、荣誉感以及牺牲精神，并不是靠漂亮的骑术和对奢靡生活的轻车熟路来自我彰显，而对“名牌崇拜”这种暴发户式显摆，则更是要竭力划清界限的。从当前这种所谓的“贵族教育”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对“贵族生活方式”的神往，本身就南辕北辙，不得要领，连“传统性”都大大的不够格，更不用说什么现代性了。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庸俗不堪的“教育诈骗”。
又譬如，说起“孔孟之道”的儒学，构建了“三纲五常”等一系列不平等的伦理秩序，把人严格划分成三六九等，规划出一个尊卑有序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性”简直就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并且终于在20世纪初期，遭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运动摧枯拉朽般地冲击，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巨轮之下，被彻底碾碎的精神废墟。然而，如果有功夫回去翻翻那些儒家典籍，就会看到遥远的孔夫子曾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孟夫子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民本道统，就象穿越两千年的飞矢，恰好射中我们当今社会的精神软肋。把那些“贵族式教育”、“官本位文化”等等污七八糟的社会乱象，打回到它们“精神梅毒”的原型。今天的人们，有比孔孟更具“现代性”的吗？
如果非要认真考究起来，“现代性”这个词最实质的含义应该是“人性”。人性的解放是现代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其唯一的依归。从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西方从漫长的中世纪神性笼罩中挣脱出来，生活被赋予更多原本就应该具有的世俗精神，“人性”成为世俗生活的价值核心。中国自“五四”以来，也跌跌撞撞地进入现代性的轨道，不过，我们主要不是挣脱了神的禁锢，而是背叛了腐朽而沉重的宗法传统。
其实，很多人更愿意用“理性”来概括“现代性”。的确，当我们把上帝请回到他本应该呆着的领域，把传统关闭在现代化大门之外的同时，用以取而代之的，就是“理性”。在现代语境中，“理性”既是五四青年领袖陈独秀口中的“赛先生”，也是他笔端的“德先生”。在上帝“死去”之后，在传统瓦解之后，“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从遥远古罗马的优雅风尚中款款归来的绅士，引领着人类开拓出了我们面临的这一片闪耀着现代性光辉的崭新天地。
人类自20世纪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比前20个世纪加到一起还要大。这种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无疑得益于理性。在理性的引领下我们跨过迷信、打破禁忌、送走愚昧、告别成见，用实证的精神重新探究世界，寻求真理。理性之于“现代性”，几乎可以完全等同。然而，理性其实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是人类在告别了“救世主”和“神仙皇帝”之后，用以争取进步和创造的，最后的，也是终极的武器。
说起理性，很容易涉及一个相关词汇，即所谓“文化”。文化这个词常常令人诧异，它很容易在一种宏大而傲慢的语态下被抛出来唬人，然而这个词汇给人的感觉却是如此的大而无当，似是而非，基本上构不成一个可以被定义的概念，而是更像一种可以随便用来故弄玄虚的“说辞”。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当前有些人喜欢言必称“文化”，甚至以“文化学者”自居。“文化学者”不但喜欢在自我搅浑的那一团“文化浆糊”里“苦旅”，有时候还要跑出来著书立说，设坛演讲，指点世人，不一而足……。难怪现在人们动不动喜欢使用“文化大餐”这个词语，那根本上也就是一顿把人灌得似醉非醉，妄言妄语的穿肠酒肉而已。酒过三巡之后，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清楚了。
严格一点来看，如果我们不是满嘴跑火车地泛泛而论，而是要在有所指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化”这个词，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用来指涉那些理性不能染指的领域。譬如信仰，譬如情感，等等。理论上说，凡理性可以解决的问题，“文化”就应该回避。而人类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是听从理性的召唤，与腐朽文化决裂的结果。远的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近的如妇女的“放足”，等等，莫不如是。
从这个意义上看，理性总是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上的。这里要强调一下，是“批判”，而不是“否定”。事实就是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那些曾经由文化决定着的领域，只要理性能够涉足，文化就被迫退场。这是一个消解的过程，经久形成的文化积雪，在理性的阳光照得到的地方迅速溶解，化为一湾湾潺潺流水，融入时光的河流，默然而逝。这方面的例子太多，这里特别看看中医文化（我一直把中医定位为一种文化而不是一门学术），当现代医学的阳光破窗而入的时候，那些曾经“济世”的“悬壶”，就显露出简陋陈腐，似巫似邪的本来面目，自惭形秽，退避三舍了。
不是吗？我们常常为之骄傲的所谓“灿烂的传统文化”，一直在经历一种被“理性”逐步消解的过程，当然，这个消解的过程并非什么也没有留下，传统文化在现代依然灿烂，不过，那些依然灿烂的内容，是那些本身就蕴含了理性精神的部分。例如孔夫子的“有教无类”等等，与现代理性相契合，包括中医里的那些经年有效的“验方”，本身具备科学实证的要件；此外，还有那些不可能被理性所消解的部分，例如“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等，本就没地方说理去，完全没有理性插足的地步。
“遗老遗少们”或“伪遗老遗少们”尽可以为传统文化的式微而伤感惋惜，痛骂不肖，但却无法逾越那道与理性或者现代性相隔绝的鸿沟回到过去。那是因为迄今为止，理性是最靠得住的，比一切经验的承续和文化的规定都更来得可靠。自从17世纪伟大的笛卡尔从彻底的怀疑主义立场出发，建立起理性主义思想构架开始，人类社会的根本观念和运行轨迹就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而所谓“现代性”的最显著话语特征就是：“我不相信，除非你能证明”。
所以，当一个社会在其日常生活中充斥着盲目崇拜，普遍跟风，轻信盲从；欺诈和“忽悠”轻易得手，“大师”的言论被奉为真知，阴谋论盛行等等现象，说明这个社会距离真正的现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这里特别要说说“阴谋论”，这种思维模式看上去貌似理性，往往建立在环环相扣的推理基础之上，很能唬人，但由于“阴谋论”的推理基础无不是所谓“合理假设”，所以从根本上是不足为信的。除非“合理假设”变成“扎实证据”，否则，根据“阴谋论”的结论来采取立场，往往自以为聪明绝顶，但最终误己误人。现代社会恰恰是“阴谋论”没有市场的社会。把根据“假设”推出的结论埋在心里吧，如果“假设”永远还是“假设”，那就把那个结论永远从你的喉咙里咽下去，不要出口。
长期以来，我们喜欢用“西化”这个词汇来代替“现代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在情感上对“西方”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情绪。这就使得“西化”这个词在用法上往往略带贬义，尤其是当使用“全盘西化”这个称谓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是个贬义词。平心而论，我们嘴里从没有停止批判甚至谩骂“西化”，但行动上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有效地拒绝“西化”。原因只有一个，因为那是无法拒绝的。
如果把眼光放广阔一点，我们会发现“西化”本来是个伪命题。没有什么“西化”，有的只是现代化，是人性，是理性。除非我们拒绝现代性，除非我们能够拒绝，否则，我们就只能告别荒芜的田园，身披着理性的光辉前行。尽管我们真的无法确定，这条没有上帝引领的理性大道，是否真的会一路平坦，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
因为尼采说过：“上帝死了”
左岸 2011.7
左岸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