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桷坝”是一个大杂院，这里渗满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时至今日，我经常会在梦里回到那个被黄桷树的浓荫覆盖着的寻常院落，重新看见那些熟悉的面孔，重新走进那段美好而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去，曾经的一切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在讲“黄桷坝”的故事之前，我须得先讲讲自贡和井盐的故事。自贡这个地方出产井盐，自汉代以来这里的制盐业就世代因袭，发展壮大。在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盐业的生产和流通，不独因为盐业利润丰厚，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这种商品产地稀少，对于人的日常生活又极为重要，居于“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之四，以传统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统治哲学来看，它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在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中，御史大夫大理财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遂使盐业的国家专营成为历代政府奉行的不易政策，直到今天，盐业的这种国家专卖制度仍然在实行着。
拜天之赐，自贡这块地方自古经济发达，富商云集。这种情况到了晚清时期“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当时由于“红魔”作乱，两湖一带地方历来所依托的“淮盐”商路中断，无法供应，朝廷只好“川盐济楚”，就是用自贡的井盐，自水路出三峡，供应两湖一带。趁此良机，自贡的盐商纷纷扩大生产，聚敛了大量财富，也就是发了一把清朝的“国难财”。
由于缺乏发达的金融业，盐商们个个坐拥金山之后，除了斗鸡走狗，兴学办校之外，财富主要转移到购置田产和修建豪华庄园。更有甚者，他们甚至还组织起来，择险筑寨，在寨中筑房集居，还出资购买武器，在寨子中组织私人武装，捍卫自己的财富。出自贡市区不远，在一个山势陡峭的地方，有一座“三多寨”，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寨子里当时居住着颜姓、李姓等一帮盐商，当时曾有一支太平军路过自贡（估计是“天京”失陷后败亡西南的石达开部），和这座寨子对峙月余，没敢攻寨，最后是盐商们用银子摆平了事端，太平军绕城而过，秋毫无犯。
我童年居住的黄桷坝，早年就是一所盐商的府邸，座落在自贡自流井区制盐业集中的区域，这个区域后来因在抗日期间遭日本飞机空袭，工厂和房屋大部被毁，所以就叫做“光大街”。黄桷坝就座落在街边的一个坎下面。虽然叫“坝”，其实是一个院落群，主要分“上院”和“下院”（不是英国议会哦），还有前后两道院门，前门又叫“曹门”，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曹门是向东开的，两扇大木门，门槛很高，门口是用大青石板铺的路面，看得出来当年曾经很有气势。后门则是一道小门，后门面西，门外有一块小平坝。在这些院落中，“上院”是主体部分，有大小房屋带阁楼计四五十间，“下院”小一些，是由六七户人家合围成的四合院。整个院落一色的晚清川南民居样式，青砖、灰瓦、串夹壁。除此之外，这座院落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前后两道院门和院子中间各有一棵要五六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的黄桷树，棵棵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整个院落掩映在黄桷树的浓荫之中，也因此而得名。童年时光，年复一年在那些大树的花开叶落间度过，体会到人间的变换，感受到生命的常新。到现在人到中年，当季节变换的时候，有时候还不免想起那几棵黄桷树，眼前出现它们那美丽婆娑的影象。
从大人那里得知，这个院子很早前是一个小盐商的私宅，主人的名字叫李白泉。关于这位主人流传的事迹不多，映象最深的是传说他会一身的功夫，晚上夜归的时候从来不敲院门唤醒仆人，而是从曹门外使出轻功越过门房进入院中。这样的传奇故事在我幼小的心中留下深刻的映象，每当夜晚顶着月光经过曹门口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矫健的身影，用戏台上武生惯用的踺子小翻快速窜上树荫遮蔽的门房屋顶，接着一个鹞子翻身消失在寂静的院落中……
这所宅院和当时所有那些盐商兴造的私人府邸一样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四九年后被政府没收，一度成为一所学校。再后来，这一地区原来那些私人的盐业企业被“公私合营”，组合成了一家大盐厂，这座院落就改作了盐厂的职工宿舍。当时陆续搬进黄桷坝居住的人家共有四十余户之多。我爷爷是一名学美术的画师，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任文职，四九年时被解放军追击至绵竹，随部队起义投诚，成了“起义军人”，遣返回乡后几经辗转分配到盐厂当教师。所以也住进了这所大宅院。
从出生到80年代初考入大学，我和爷爷奶奶一起居住在那座院子里。由于比较早搬进来，所以我们家算是很好的，进出两个大房间，上面是一层木质楼板的阁楼，后面有一间很宽的厨房，厨房边还有一个不大的后花园，那里是我儿时玩耍的一个天堂。
稍稍大一点后，我就住在阁楼上。阁楼的主要用途其实是堆放杂物，平时堆了很多成年不用的东西，除了一些不用的家具杂物外，还有一两件乐器，其中一件四弦琴叫不出名字，样子很象新疆的“东不拉”，不过比较短，弦也断了两根，另外还有一架木质的手风琴，还能拉，因此我后来也就无师自通地拉会了手风琴。
除此之外，更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在阁楼另外一角，乱堆了一大堆旧书，足可以用7、8口大箱子来装，那是我爷爷、父亲和叔叔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书很杂，什么内容都有，从俄文版的《联共（布）党史》到精装繁体字版的亚理士多德《诗学》，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到精装繁体字版的《宇宙壮观》，大多是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牛皮纸书籍。当时是上世纪70年代，这类书在社会上大多被当做“毒草”没收销毁了，在我的阁楼上它们和那些杂物堆放在一起，得以保存了下来，也深深吸引了少年的我的视线。那时候，在那些乱书堆里去找书翻是我的一大乐趣。开始的时候是找书里的那些插图看，象《宇宙壮观》里的那些漂亮的插图曾经使我对天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到现在为止，提到哥白尼，我的脑子里依然会出现那本书里的竹笔画哥白尼像，样子怪怪的。到了后来，除了很大一部分俄文书籍外，其余的书我大致都翻过一遍，那是一个和当时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大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世界。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阁楼上，我曾渡过了今生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时光。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们都苦熬着艰难的日子，生活居住条件都极其有限。经过60年代文革初期的大洗礼，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从那种亢奋恢复到平静，理想主义式微，虽然“文革”的惯性还在影响和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但大家已经失去了那份燃烧的激情，变得“看穿”了，开始为自己打算，回归到市井生活的常规轨道上来。似乎一切都冷静下来，停滞下来。那些日子里，大人们忙着使出所有聪明才智来冲破由于广泛的物资匮乏而遭遇的定量供应的窘境，为生存而艰难奋斗着，小孩儿们则忙着逃课，变着法子创造各式各样有意思的游戏来打发那些过分富裕的光阴。
据当时有心人统计，黄桷坝上上下下一共居住了40余户人家。住在这里的人，上至盐厂副厂长，下至“劳教”人员；有蜗居一隅，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也有目不识丁，终日烂醉的盐工苦力；有整天背着画夹写生、创作的青年画家，也有名噪一时的市川剧团当红花旦；有轻易不出手的本市“中国象棋”最高级别棋手，也有终日闭门焊接的无线电发烧友。各色人等，鱼龙混杂。他们门对门，户挨户，比邻而居，相互照应，构成了一幅富有“文革”后期特色的市井生活图。
得益于大院式的居住环境，黄桷坝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很自然，也不可回避，除非性格太过孤僻，否则相互之间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了，家与家之间，大凡小事，左邻右舍都清清楚楚，很难有什么隐私可言。吃饭的时候，端个饭碗在门口一坐，相互之间顺便家长里短地吹，更有闲不住的人，端着饭碗串门，还可以顺便在别人家饭桌上蹭菜吃。
夏日的晚上，大家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歇凉，大家各自搬出凉椅、凉板，或坐着或躺着，围在大黄桷树下。乘凉的主要内容是摆龙门阵，有几个善讲故事的“老三届”高中生这时候就成了众星捧月，他们的故事都是当时在私底下非常流行的，象“一双绣花鞋”，“24个回合”等等，故事都很长而且恐怖，象我这样的小孩儿听了以后，深夜回屋时要一溜烟地跑，怕半路上碰见鬼。孩子们在夏天还有一乐，就是下河游泳。那时候的滏溪河很干净，河边还有金黄的沙滩，游泳时还可以顺便在沙滩上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高难动作，象空翻等等。我就是在沙滩河床上自己学会了“狗刨式”游泳。
到了冬天，单位不发“烤火费”，都发杠碳，家家户户把杠碳领回家，天冷的晚上就把火盆放在屋中央，燃起碳火，家人邻居围着火盆坐一圈烤火吹牛，热闹而暖和。那时候大家都不宽裕，不是随时都能喝得起花茶，冬天很多人喝苦涩而廉价的沱茶。烤火的时候顺便把盛沱茶的搪瓷茶缸往火盆边一座，茶水一直都是热腾腾的，叫炖茶。还有抽“叶子烟”的人就把烟杆伸到火盆里借火，口里喷云吐雾。孩子则喜欢把桔子剥开后拿到火上烤了再吃，味道很不错，当然，在火盆里烤个把红薯，烤熟后分而食之，更是上佳的美味。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围着火盆度过的那些冬天才是真正的冬天啊。
提到摆龙门阵，我当时映像最深的龙门阵，是讲一个叫“胡锅巴”的自贡名人掌故。讲故事的人当时已经上了些年纪，有些文化，当初当过教师，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劳教”了，在盐场拉运盐的“架架车”（本地方言对人力车的叫法）。“胡锅巴”的真实姓名没有考证过，但他是自贡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和《连升三级》有点类似，时代也差不多，“胡锅巴”也是明朝人，家住自流井，早年时穷愁潦倒，母亲死了也买不起棺材，就用一床草席裹了，背到叫“土地坡”的山上去埋，结果走到半山时天上突降暴雨，泥泞中老母的尸体就势滑进一个坑里，“胡锅巴”见此情景对坑中的老母哭道：“儿子不孝，再也没有力气把你老人家背到山顶了，就在这里把你葬了吧，也算是天意了。”，于是他就地埋葬了母亲。丧母后“胡锅巴”了无牵挂，就远走他乡，结果入伍当兵，进了郑成功的队伍，出海攻打台湾。“胡锅巴”没什么本事，就在队伍上当了个伙夫，在郑成功的旗舰上做饭。有一次，因为内急，“胡锅巴”独自跑到船尾去方便，他一边蹲着方便一边抽“叶子烟”（本地方言对旱烟的叫法），顺势就在身边的大炮后座上磕烟灰，哪知道烟灰没灭尽，一下磕到大炮底火上，巧的是当时正处于战时状态，炮弹是上了膛的，结果一下子引发了炮火。当时全船震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胡锅巴”更是吓傻了眼，当被带到郑成功那里严厉责问的时候，“胡锅巴”索性撒了个慌，说是看见船后有敌船偷袭，所以开火，以期减轻罪责。郑成功于是派人查看，结果出人意料，哪知道当时真的有一艘敌船在后面准备偷袭，结果被“胡锅巴”一炮打了个正着，挽救了全船官兵，也挽救了整支舰队。于是，“胡锅巴”就成了英雄，加官进爵，好不威风。解放台湾后，“胡锅巴”衣锦还乡，回到自流井，成为本市历史上的一大骄傲。至今，在自流井的富台山上，仍然有一座形似南瓜的“胡锅巴”墓，小时候我曾特意去参观过。
当时，讲故事的老者绘声绘色，再夹杂些即兴笑料，令听众听得痴痴入迷。其实，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说：“胡锅巴”葬老母无意间葬了一个风水宝地，所以不想发达都难。虽然都是在说一个朝代的事，又都是演绎一种巧合，但这个故事不能和刘宝瑞《连升三级》讽刺封建官僚体制的立意相比。不过，“胡锅巴”其人其事，仍然不失为一个令我很感亲切的传奇故事。但，奇怪的是，至今为止，这个故事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听人讲过。当年讲故事的老者现在也作古多年，没法再听他讲了。只剩下黄桷坝后门外的黄桷树仍然还在那里年复一年，叶发叶落，向过往的人们昭示着流水一样的岁月。
除了摆摆龙门阵，那个年代几乎就没什么其它的娱乐方式。而且，在当时，“娱乐”和“享受”简直就是一种离经叛道。正统的声音天天号召人们要“革命”，要“斗争”，除了八个“样板戏”轮番上演以外，人们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可言。私底下人们也玩扑克牌，当时流行的一种扑克牌游戏叫做“争上游”，连游戏的名字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到了70年代中后期，原本被当做四旧取消的“麻将”牌又悄悄回归，在私下里流行开来。当时玩麻将不赌钱，而是算积分罚站或蹲。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玩法缺乏刺激，而且累人，但当时，大人们依然天天乐此不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着，人们耐着性子挣扎在短缺经济的重压下，但心情平和。在“文革”激烈的时期，院子里也上演过那个年代特有的那些悲喜剧，有批斗、大字报，也有因派系斗争而引发的激烈辩论、告密、抓人、平反，等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在邻里之间制造了一些隔阂甚至仇隙。到了70年代，当初的那些喧嚣渐渐归于平静，人心已不再充满热情，曾经发生的那些恩怨也慢慢消解。只有一次，有两家人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从口角最终演变成激烈的对立，各自邀约一帮人拉开架势对峙了几天，最终在邻里的劝说下平息了事态。后来得知，其实两家也是在“文革”前期结下的梁子。
生活中除了偶尔有些小摩擦之外，我们院子的邻里之间关系通常是很好的，当时的社会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人们的思想却很单纯，很少钩心斗角的地方，大家遇到事情总是相互帮助，共度难关。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家联合起来抓小偷的事情，非常有趣，也可以看出大家的协作精神。那时候，院子里有几个公用厨房，很多户人平时都在那里做一日三餐，到晚上或平时不用的时候就加上一把明锁。记得是个夏末的季节，天气转凉，傍晚的时候院子里也没人乘凉了，有人就发现厨房里的东西晚上被盗了，这样的情况连续几个晚上都有发生，大家都感觉到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一帮中年人就聚集起来，商量怎么对付小偷。商量的结果是，在院子里找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两人一组，分配好时间表，通宵值夜。值夜的方式是每人提一根扁担（那时候院子里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所以家家户户都有水桶和扁担），找一个暗处秘密地躲着，等待小偷出现。这样连续值了几个通宵，没逮住小偷，倒是经常闹些误会，象老大爷晚上起夜去公厕，被躲在一边的小伙子抓个正着，象半夜起来换班的人找不到当值的人等等，小插曲时有发生。不过，大家没有就此放弃，如是者一两周，大家兴趣盎然，简直不是什么差事，而成了一个乐子，踊跃报名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还别说，这次行动最终真的达成了目标，在一个深夜，当颇不识相的小偷再次光临的时候，被当值的人拿个正着。因为当时是深夜，那时候也没电话可以报警，所以执勤的人就把那个小偷用绳子绑在一个大砖柱上，然后自己回去睡了，准备第二天白天再押送公安机关。当第二天大伙儿起来后，看到的只是一根被小偷解开的麻绳，人则早已溜之大吉了。虽然这次功亏一篑，但后来，类似这种被偷盗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若干年以后，我当年的一个小伙伴长大成人，举办结婚大典，白天没吃完的食物就放进厨房，结果第二天早上鸳梦醒来后，发现厨房里的所有食物被洗劫一空，一时传为一大笑谈，这是后话。
另外一件记忆尤新的事是所谓成立“社会主义大院”。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当时放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向阳院》，说的恰好也是一个和黄桷坝类似的大院里发生的阶级斗争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小孩，具体情节有些模糊，总之，是说两个小主人公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最终挖出了大院里隐藏的阶级敌人（一个会雕刻胡桃的老艺人）。记得我还看过那本小说，当时被小说中的小主人公学做胡桃雕刻的情节深深吸引，羡慕不已。《向阳院》拍成电影后，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果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大院”改造运动，原来的居民小组都被要求挂上“XX社会主义大院”的牌子，黄桷坝当然概莫能外。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大院也积极着手筹备“社会主义大院”成立大会。
映像中，成立大会的筹备经历了很长时间，少说也有一个月。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闲下来的时间也不打牌吹牛了，而是相互商量准备节目。当时我和另外三个小伙伴一起商量好，准备了一个“三句半”的节目，放学后就在“下院”旁边的桑树坝里练习，而且边练习边出新点子，大家都很认真。大人们也在准备节目，前院曹门旁有一家子，一对夫妻四个女儿，平日里，一家子天天在自家里吹拉弹唱，父亲拉京胡，大女儿拉二胡，其它几个女儿唱，唱的都是革命样板戏。邻居们也乐得天天听戏，没有谁告他们噪音污染，有时候他们还边听边指手画脚，不亦乐乎。这回筹备成立大会，对这家子来说和平时玩一样，一家子自顾自地准备《沙家浜》里的《智斗》一场，只可惜男丁不旺，父亲边拉京胡边唱胡传魁，二女儿反串刁德一，三女儿唱阿庆嫂，唱得有板有眼，很是专业。院子里市川剧团的当红花旦更不必说，到时候也是玩似的来上一段。另外将要登场的还有一位很神秘的人物，就是上文提到的婚宴剩下的食物被盗一空那位他大姐。那时的大姐正值妙龄，是个标准的美人儿，模样甜美祥和，皮肤细腻白净，眼睛水汪汪的令人心动，院子里适龄的小伙子都在觊觎这个大美人儿。但大姐性格腼腆，还带几分孤傲，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和院子里的人很少有什么来往。他们家住在二楼上，平时下班回来就在屋里呆着，也不出来交往，小伙子们都象仰望天上的月亮一样，无从措手，只能常常借故蹭倒她窗下，听她从窗户里象小溪一样流出的歌声。大姐生就一副好嗓子，歌声清爽动听，别说窗下那些小伙子听了如痴如醉，连我这样的半大小孩儿也被深深的吸引着，心驰神往。这回筹备成立大会，据说届时大姐也要一展歌喉，大家都有些兴奋，大有奔走相告的意思，都等着到时候一睹这位大美人儿的风采。
成立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成功，当时在院子中间用木板搭起了一个舞台，舞台上挂了几只大红灯笼，把一个院子的气氛烘托的喜气洋洋的，大家脸上都堆着笑。开会时，还请来了一支管乐队，小号的声音高亢激越，音乐响起来足可以传出几里地去。舞台上大人小孩粉墨登场，各展独门绝技，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平日里都是老熟人了，节目间免不了调侃倒彩，其乐融融，把一场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成立大会开成了一个嘉年华会。我们的“三句半”平时练得挺不错的，可一上舞台却“烧了灯泡”（本地方言对演出出错的叫法），弄得我们四个人下来后发生内讧，不痛快了很长时间。其它的节目都不错，院子里藏龙卧虎，时时爆发出一些亮点。大姐那天化了妆，婷婷玉立地站在舞台中央，一根乌黑发亮的粗辫子掠过肩膀，优雅地垂在胸前，在聚光灯的强光下，象一尊绝美的雕塑。伴奏响起，歌声一出，四座哑然，果然不同凡响，征服了一院子的人，当时引为绝响。后来，大姐嫁给了外面的人，令我们院里的那些小伙子们好一阵唏嘘。
人是一种很能忍耐的动物，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如此。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黄桷坝度过的那些日子，算得上非常的艰难。全院40来户人家，大家守着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家家户户都有水缸，傍晚的时候，大家都挑着水桶，在自来水龙头前排队，凭水牌担水，我那时很小，从小学高年级开始也担起了挑水的重任，爷爷奶奶还为此特意给我准备了一副小号的担水行头。此外，200来口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可供使用，由于年久失修，公厕常年其臭无比，想起来就恶心。家里没有洗澡的地方，夏天的时候，人们还自己烧好水，用木桶提到公厕里去沐浴，冬天一般去厂里的浴室。后来读王晓波的杂文《个人尊严》，里面谈到中国人的厕所，他说：“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我们那时候就常年经历着这种没有尊严的日子。另外，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记，就是房屋漏雨，院子里都是青瓦房，每到夏天大雨来临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有一次大雨的深夜，我被奶奶叫醒，原来是厨房烟囱里进水了，水势之大，象是山洪一样，突突地直往屋里灌，我和爷爷奶奶完全没了主张，只是用水桶一桶一桶地接了往外倒，但那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毫无效果。第二天，屋里象被水淹了一样，只好找厂里房管部门帮着排水，排完后又在屋里撒满白色的石灰除湿。
象这样的日子，那时候就是家常便饭，大家年复一年苦熬着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时还经常有“忆苦思甜”教育，让大家痛诉“旧社会”的苦，畅谈“新社会”的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时代就足可以用作“忆苦”的活教材了，就像我现在这样。
话虽如此，当抱着怀旧的心情去细细回味那个时代，驾一双回忆的翅膀，穿越时空，再次降落倒那个绿树环抱的寻常院落的时候，心里仍然会升起一种难以抵御的美好和温馨。很久以来，下雨的时候我都没有再见过当年老屋屋檐下那些婀娜多姿的屋檐水，那时候，我们根据屋檐水的大小来判断雨势的大小，雨大的时候，院子里四面的屋檐全是雪白的水花齐齐飞溅，很是壮观，孩子们打着赤脚在雨里疯跑追逐，张扬着无忧无虑的童年。这样的情景，象一幅风俗画，常常展现在我的心中，流连不去。记得后院的大黄桷树，在粗大的树干一半的地方有一个树杈，那是我们小孩子常常爬上去玩的地方。树杈朝西，坐在上面，就望见远处的土地坡，那是“胡锅巴”葬母的风水宝地，也是此地的最高峰。那个时候，土地坡上还有几驾“天车”，天车是用于提取卤水的井架，用传统工艺捆扎，高的天车可达几十米，是自贡的一大特色景观。土地坡上的几驾天车算是高大巍峨的了，当天气好的傍晚，夕阳西下，西边的天空一片赤红，满天霞光把土地坡和坡顶的天车映射成一幅优美而抽象的剪影。
我常常歪在树杈上，出神地凝望那幅美得撼人心魄的图画，心里充满了憧憬。那是一种少年对未来的希冀，一种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永恒的好奇，在那个时刻，似乎灵魂已经脱离了躯壳，告别苦闷和彷徨，升入广阔的天空，与纯粹的美和奇妙的时空风云际会。也正是这种无法压抑的憧憬，使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里都坚持着，苦撑着，绝不放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个个值得期待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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