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以来，尤其是清末鸦片战争之后，大批洋人乘着年复一年的贸易风从海上登陆中国沿海各大港口，并向内陆地区蔓延。他们除了用坚船利炮给我们华夏子孙送来了鸦片、梅毒（方鸿渐语）之外，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上帝与恶魔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文明。
那时候，洋人在我们看来是一群蛮族，他们没有受过孔孟之道的教化，一个个好勇斗狠，利欲熏心，目无天朝，犯上作乱。整个近代史，我们就是被这样一帮没有教养的蛮子纠缠不清，我们使出了祖先教的各种招数：威慑、嘲笑、恫吓、怀柔、教化、惩戒、诅咒、太极八卦、征讨、拳匪、安抚、以夷制夷……等等等等，最终还是拿这帮可恶的家伙没有办法，不得已连出下策：割地、赔款、道歉、堆笑……。直到现在，有些老先生讲起那段屈辱的历史，还不免字字血声声泪，对洋鬼子仇恨满腔。
尽管如此，我们对洋鬼子终究还是没有服气。无论被人家欺负得再惨，几无还手之力，但我们那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仍然执著。我们一方面割地赔款，一方面蔑视洋人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落后；一方面亦步亦趋跟着洋人举办洋务，操练新军，一方面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西洋文明当作皮毛功夫，唯“用”而已。总之，我们这个古老而悠闲的民族在西洋文明面前遭遇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这种耻辱摧毁了我们的抵抗能力和尊严，却没能摧毁我们骨子里修炼了数千年的那份狭隘而顽固的妄自尊大。
自古以来，我们号称礼仪之邦，发明了举世无双的纲常伦理，从个人发展的“修、齐、治、平”到人际关系的“君、臣、父、子”，从为人处世的“温良恭俭让”到人生信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谓面面俱到，堂而皇之。
然而，在这种由历代政权通过国家机器对礼教秩序进行强力规范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之下，我们的文明程度到底如何呢？鲁迅先生曾经借“狂人”之口以第一人称的强烈方式告诉我们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那就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只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两个字：“吃人”。“狂人”兄弟读懂了我们文明的“伪善”，曾经被用各种美妙的词汇大加称道的我们的文明，其实就是一桌“吃人”的筵席。
其实，我们的文明不只是产生了这种具有高级动物特征的“伪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集体表现出低级动物的特征，被还原成赤裸裸的凶残的动物，变成不折不扣的“食人族”。
明末抗清大将袁崇焕的遭遇，是关于这种“食人”之风的一个最为强烈而凶残的例证，也是我们文明的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袁崇焕曾屡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六获宁远大捷，至使努尔哈赤受伤而死。是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末年抗击外侮的中流砥柱。后来，崇祯皇帝中了清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将袁崇焕投入狱中。第二年的八月，以“谋叛欺君”的罪名，处以磔刑，被肢裂于”西市”。由于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还以为真如诏磔所言，袁崇焕勾结后金军，通敌卖国。故而当时是对袁恨之入骨，“将银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这桩千古奇冤的案情，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修《明史》时，才得以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这个事件中，袁崇焕本身的冤屈已经退至幕后，变得无关紧要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老百姓买崇焕的肉来生啖之这撼人的一幕。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们啊，可以推测，他们中很多是慈父，是孝子，是和睦的邻居、勤劳的商贩，是优雅的书生、憨厚的农民……，平日里，他们温顺臣服，但求平安，可到了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变成了一只只凶残的畜生？是我们的文明吗？我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当受着这种文明教化的人们在光天化日下集体生啖同类的时候，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文明”和“野蛮”之间的界限。如果说，我们的先民从森林中走出来，通过漫长的历史建立起了一座值得骄傲的文明大厦，那么，从这个时刻起，这座森严的大厦就轰然倒塌，化为一座其丑无比的巨大坟茔，埋葬了一切曾有的光荣和丑陋，使我们的精神世界顷刻化为废墟。这已经不是什么污点，而是一次文明的自我毁灭。
回过头来再想想“狂人”兄的“吃人”言论，简直已经超越“隐谕”，成为一种对历史真相的描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狂人”之“狂”就完全可以理解了，面对那群牙缝里粘着同类的血肉的人群，正常人焉能不“狂”？鲁迅先生早年信奉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弱肉强食的残酷规则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分析，在后来曾遭到很多人的诟病。其实，先生的方法没有用错，对这样的文明教化出的这样的人们，适用动物界的诸多规则，真的是恰如其氛。
文明是一种超越个体的高级范畴，她在社会或社群的层次上存在并发展，反过来对个体进行规范。文明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系社会或社群的健康发展，避免冲突，和谐共生。这种利于发展的氛围，在任何生物种群的生活习性中，都能找到其原型。不同的是，人类社会中的这种文明，是被人类自身自觉到的，并因此而带有智慧的光芒。
当一个社会或社群中的个体之间发生赤裸裸地互相残食，这个社会或社群就从根本上丧失了文明的护佑，这与大自然的规律背道而驰，必遭天谴而覆灭。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
当我们在某个时刻莫明其妙的冒出“我们有过世界第一的文明，我们是世界第一礼仪之邦”这个念头的时候，让我们头脑里闪过“袁崇焕”三个字，或许，这样会让我们发烧的头脑清醒一点。同时，当我们心里对洋鬼子充满不屑，认定别人没有教养，没有“进化”好的时候，请让我们的头脑中闪过“玛丽皇后”几个字，她可能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高贵和教养，什么是文明。
1793年，对法国和世界都是难忘的一年，如火如荼的革命席卷了整个法国，恐怖和断头台成为这场革命的象征。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君临法国二百余年的波旁王朝的末代君主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奈特被国民议会判处死刑，这成为法国结束皇权统治的一个标志。17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皇后，时年38岁的玛丽·安特瓦奈特在巴黎人民广场被执行死刑。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皇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桑松的脚，她因此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让法国人至今都脸红心疼的一句话。“Monsieur, je vous demande pardon. Je ne l””ai pas fait exprès.（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事实上，玛丽•安托瓦奈特在历史上并没有好的口碑。历史作家林达对此曾有过一个意味深长地评论：“皇后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了一个刽子手的脚，她立即‘习惯性地向他轻轻道歉’，可是这个道歉也确实是有些太迟了，也确实是太轻了。”
这里，我们姑且忽略林达的借题发挥，其实，皇后本人的德行怎么样，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一句在如此非同寻常的时刻，以如此习惯性的方式作出的道歉本身。这样的道歉，来自于高贵的禀赋，只有接受过文明教化的人类才能做到。无论皇后生前是多么的骄奢淫逸，令人讨厌，但是，在临刑前的这最后一刻，她却不经意地为法国做了一次伟大而高贵的垂范，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礼仪教母。
我们有一句由来已久地名言，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玛丽皇后的这最后一刻，恰恰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两相对比，令人唏嘘。
长久以来，当我们思考在中西文明冲突中走过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时候，一种屈辱和仇恨的基调充满了我们的大脑。仿佛没有来自西方的骚扰，我中华就仍然是教化四方的天朝上国，仿佛我美好而先进的中华传统文明，是被一群没有教养的洋鬼子毁于一旦，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野蛮战胜了文明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是不公平的。
然而，历史总是公平的，只要人类社会在进步，同时也就反衬了历史的公平。曾经左右了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早就腐烂了，在生啖袁公的哪一刻，这个文明就已经无可挽救的垮塌了。而来自西方文明的最后一击，只不过是在程序上宣布了这个文明的最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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